史载，在商朝末年，周古公亶父的儿子太伯、仲雍奔江南荆蛮之乡，他们入乡随俗，“文身断发’，并传播中原文化和农业技术，使“民人殷富”，接着便“筑城建国”，自号“句吴”，直至春秋寿梦在现在的苏州一带筑城，大约相隔300多年历史。在这段时间里，“句吴”的地域中心究竟在哪儿呢？这曾经是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话题。   

    这个争议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基本有了结论。   

    1954年6月，丹徒大港聂家村农民聂长保在烟墩山劳动时发现了一个稀罕之物，青黑色，像熏炉，他便送给了有关部门，于是，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并为之轰动。经过专家们研究，这件稀罕之物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，专家称之为“宜侯夨簋”。“宜”是地名，“侯”是王侯之意，“夨”是人名，“簋’是一种器物的名称。全意是：宜地之侯夨所拥有的青铜器。在当时，这种青铜器是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。青铜簋方座圆口，有四个耳把子，高15．7厘米，口径22.5厘米，腹上铸有旋纹，最有价值的是腹内底部有126个字的铭文。正是这126个字的铭文消除了千年的历史争议！   

    由于出土时这簋已破碎，经过修复方才完整，而铭文却缺少了一些关键性的字，可辨认者有118个字。经过若干考古专家悉心研究，这段铭文记载的是周武王、周成王伐商以及周康王改封并迁虞侯夨为宜侯（夨原为虞侯）并赐予夨土地、弓矢、奴隶若干的事情。这段铭文相当于天子的旨意诏书，叙述得很详细。这件青铜器物一直被送到时任中科院院长、我国权威的考古学家、古文字学家郭沫若等人手里，经过郭沫若先生和著名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精心研究，断定铭文中的“宜”的地望“即在今丹徒”，并认为宜侯夨就是太伯、仲雍的第四代孙周章。进而证实3000多年前，“句吴”国的统治中心即在丹徒一带。另据其他专家考证，当时的“宜”人口稠密，社会经济发达，是一座规模较大的都邑，是一方膏腴之地，鱼米之乡。这座城市的人口以周人为主，是统治者，土著荆蛮人多在郊外从事农耕生产。   

    “宜侯夨簋”的发现和铭文的考释不仅解决了“句吴”国中心在哪里的千古之谜，而且还反映了西周疆土领域和当时社会的奴隶制、分封制以及井田制等许多问题。其价值正如一位专家所说：“是江苏历史开端期中极为重要的一章”，“反映了历史文明的曙光究竟怎样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透射出来”。郭沫若先生极其郑重地称这件器物“甚为重要！”对铭文中有少数文字残缺，郭沫若先生又在他一篇2000字左右的文章中两次感叹道：“实为莫大憾事！”“实属万分可惜！”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到“宜侯夨簋”价值所在。它是已发现的唯一的详记“封建”诸侯的金文，对吴文化的研究起着突破性的作用。   

    “宜侯夨簋”出土以来，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研究吴文化的专家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。他们登上大港烟墩山，登上这座出土宜侯夨簋及若干珍贵文物的宝山，一睹“宜”地故国的风采，遥想当年土著居民捕鱼狩猎种谷采桑的劳动景象，继而发出由衷的称赞，赞美这儿气候宜人风景如画，赞美这块膏萃之地文革之邦！